上层的大门对低收入人群逐渐关闭，公平的高考制度正在遭受侵蚀

　　高考统招是最公平的教育制度

　　文 杨华 武汉大学社会学院

　　高考制度的公平之处在于它不是一种"拼爹拼妈"的制度，而是拼学生个人的智力和体力，而且主要是拼体力，也就是拼学生个人的努力程度。

　　一、向上流动的空间在缩小？

　　中国社会各个行业都还在蓬勃发展，社会的横向流动和纵向流动较为顺畅，来自工农家庭和中产家庭的子弟向上流动的空间相对较大。我所在的研究机构中几乎所有的老师和绝大部分博士研究生都出身农民家庭。工农子弟通过自己的努力还能成为大学教授，在中国属于比较平常和普遍的事情，中国的大学还在迅猛发展，大学里还有众多的岗位虚位以待，工农子弟仍有较大的机会。其他行业亦如此。正是因为还有上升的空间，中国社会中各个行业、各个领域、各个层级的人都没有认命，没有失去向上流动的动力，每个人都希望得到更多，每个人又生怕得到的复失去，因而都还在努力，都在争夺资源，抓住稻草往上爬，使得整个社会的竞争压力很大，压得每个人都喘不过气来。城市中产家庭的竞争从胎教、幼儿园就开始了。社会流动和社会竞争相辅相成，共同推动社会向前发展。

　　但是，社会向上流动的空间正在缩小，流动的速度在减缓。上层的岗位更多地为上层子弟所占有，上层的大门对低收入人群逐渐关闭，一点一点、不知不觉，以最冠冕堂皇的名义。下文以高校招生制度为例来看上层的大门是如何一步步对低收入人群关闭的。

　　二、公平的高考制度正在遭受侵蚀

　　首先是高考制度。所谓一考定终身，对所有人来说都是公平的。考过了的上大学，没考过的也不用埋怨其他人，怪就怪自己平时没努力，或者考试发挥不好。当然可以复读再考。高考制度是无论你是城里人还是农村人，是官宦子弟还是出生于知识分子家庭。都一视同仁，做同一张试卷，按同一个分数线录取。虽然有少数民族生、特长生、获奖生等有加分政策，但毕竟所占比例小，不影响整体公平。所有的考生都在朝同一个方向努力，从小学到初中、高中一路都在应试，都在为高考做准备。所学的内容相差无几，能够学到的东西也相差不多。因此虽然乡村跟城市的基础教育有差别，但是乡村的教育质量与县城相差并不大。我从乡村小学考入县一中初中部，一个班近60人，2/3的学生是乡村学校考过来的，而且成绩最好的也是来自乡村的。到高中的班级亦复如此。每年高中部考上清华、北大的学生既有县城的，也有乡村的，比例相差不大。来自乡村的学生比县城的学生更为努力。

　　从学生个体来讲，高考制度的公平之处在于它不是一种"拼爹"的制度，而是拼学生个体的智力和体力的制度，且主要还是以拼体力为主。拼体力就是拼学生个人的努力程度，只要从小学开始就很努力，在学习上花的时间多，看的书多，做的题多，死记硬背的多，基础就不会差，到了高中再拼一把，考上大学并不难。所谓周末寒暑假补课、上晚自习以及打着手电筒在被窝里看书、一大早就在操场上背"疯狂英语"等，无非是要将学生的时间更多地留在校内、放在学习上。高考拼时间就是拼学生的体力，拼学生的努力程度，而不是"拼爹""拼妈"。这对学生的个体竞争来说是极其公平的。

　　从教育制度和政策设计层面来讲，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个是教育市场化改革，另一个是基础教育制度的"减负"改革。前者使得教育成为一种能够在市场上赚钱的产业，教育资源包括学校管理者、教师和学生成为市场要素而可以自由流动。其结果是，教育资源快速从乡村向城市聚集，从贫困地区向发达地区聚集，乡村基础教育出现缺经费、优秀教师和学生流失的局面。后者则以减轻学生负担为名弱化学校教育，学生在校时间缩短、在学校学到的文化知识减少，但是中高考竞争没有相应减弱，学生家庭只能够将学校甩的锅给拾起来，通过家庭教育和在市场上购买教育资源来弥补学校教育的不足。但是学生家庭是分化的，不同的家庭在时间、精力和经济能力上有较大差别，不可能有统一的家庭教育和购买市场化教育源的水平。尤其是对工农家庭来说，要完成家庭再生产和承担子女教育成本，必须是双职工就业，基本上没有时间来辅导子女复习和做作业，他们也没有足够的经济能力给子女支付市场化教育成本。相反，对那些有钱又有闲、教育背景较好的家庭来说，他们不仅能够在市场上购买优质的教育资源，而且能够承担起子女的家庭教育。对城市中产阶层以上家庭的子女来说，当学校缩短学生在校时间时（不准补课、不准上晚自习、推迟上学、提前放学）,他们多出来的这部分校外时间就可以利用于在上培训班或在听家教老师授课，而对工农家庭的子女来说，他们在这段时间里可能要么打游戏，要么帮忙做家务，或者无所事事在外溜达。前者是能够充分将这部分时间填补起来用于学习且可能比在学校学习得更好、获得的知识更多，后者是将这部分时间完全荒废，两相较前者获得了数倍于后者的学习时间和内容，自然在应试时就有优势。并不是说后者不努力，而是"减负"教育改革将教育责任推给了家庭，后者的家庭无法给予子女努的机会。

　　在教育市场化和"减负"改革前，大家都在学校接受学校教育，家庭的影响较少，学生的分化是以个人的努力程度为标准。改革之后，学校教育被弱化，家庭的教育责任凸显，学生的分化就更多地以家庭经济条件为标准。家庭经济条件好的学生就能够获得较多较好的教育资源，家庭经济条件差的学生获得的教育资源就较少较差。在这种情况下，高考制度从表面上看似乎还公平，但是基础教育的过程早已不公平，高考的结果就必然隐藏着不公平。

　　高考的不公平还体现在高校自主招生上。自主招生作为高考制度的一个补充制度，设立的初衷是弥补高考制度可能埋没一部分特殊人才的缺陷，让学校依据专业和学科特点自主选拔优秀人才。且不论在实行初期至少有1/3以上的学生是通过关系运作进来的，单说自主招生所列条件就对上层家庭的子弟有利，而排斥工农家庭出身的学生。如它考查学生的知识面、用英语口语表达专业问题、奥赛加分、论文发表加分、特长加分等，这些项目皆与学校应试教育无关，而与家庭教育和市场化教育有关。因而能够进入初审和通过面试的一般是条件优越家庭的子弟。如果对"985"高校自主招生开的口子越大，自主招生的人数越多，就挤占了通过高考录取的考生名额，这显然不利于工农子弟与条件优越家庭子弟在同一个平台上竞争。本来在高考平台上工农子弟相对条件优越家庭子弟就存在明显的弱势，现在又开辟自主招生这样一个直通车，大幅度减少了高考平台的招生名额，从而使得高考竞争越发激烈，就越不利于工农子弟。

　　由于小学、初中学校教育被弱化，工农家庭的教育责任又难以承担起来，就使得工农子弟的文化基础不扎实，在中考和高考中就竞争不过条件优越家庭的子女，使他们要么初中毕业后就外出务工或就读职业学校，要么在高考中越来越考不上"211""985"等重点高校，更多的是考入普通本科和专科学校。这个趋势也越来越明显。

　　三、研招推免制度堵住"双非"学生

　　在一般高校读书的工农子弟还可以通过考研进入重点高校深造，包括进入"985"高校和北大、清华、人大、北师四所名牌大学。考研是全国统考，英语和政治属于公共课，全国统一命题。考研的录取较高考招生多了一道面试的程序，但是一般初试成绩占的比重要大。一般按照1:1.2参加复试，如果初试成绩比较高的话，被录取的概率就较大。因此，考研与高考一样相对较为公平，这为第一学历为普通本专院校的工农子弟提供了一条提升学历的广阔通道。所以，那些想到重点大学提升学历的学生就得上大学后就开始有考研的目标和规划，学校越是层次低、所在城市越是三四线城市，就越要尽早进入考研的状态。据说山东省是考研大省，其地级市的高等院校就是研究生预备学校，本科生一进校就分成考研学生和非考研学生两种类型，考研学生从大一开始就要有自己的考研目标，并开始准备考研的英语和专业课。三年之后他们就追寻着他们学长学姐的道路考到不同的学校。比如华中师范大学政治学研究院，曾有山东科技大学的学生考研进来，后来每年都有两三个，多的时候四五个学生来该院读研。据说北京、上海、南京的高校都对山东高校的考研学生很头疼，因为这些学校的学生不仅扎堆考研，而且考的分数都很高，但是基础不扎实。前几年有个新闻说某高校一个宿舍的女生全部考上了研究生，下面的跟帖很不友好，嘲笑她们别无其他只会考试。但是我认为类似这些拼搏的案例值得肯定，一是说明她们没有向命运低头，二是说明这个社会给予了她们改变的机会。

　　然而最近五六年以来，重点高校的"研招"政策和制度正在发生重大变革，一般本科学校学生通过考研来提升第二学历的机会越来越少了。一是研招政策中开始规定211以上高校毕业生占总招生的比重。该政策的出台美其名曰是为了提高生源质量。学校给每个学院规定一个比重，达到了这个比重在次年的招生中就奖励招生名额，相反如果没有达到预期目标下一年就减少一半的招生名额。院长为了完成招生比例的指标，采取的办法是组队到"211"以上高校去宣传。二是在招生录取时偏向于"211"以上高校的学生，在录取时设定各种机制和策略来筛选"211"以上高校的学生，即使来自一般本科学校的学生很优秀，也不会进入他们的法眼。这样一来非"211"以上高校的学生即便考分很高也难以被录取，有了一两届学长、学姐没有被某"985"高校录取，下面的学弟、学妹就不会再考。他们要考研也会选择不排斥他们的一般高校报考，他们通过考研提升第二学历的梦想破灭。

　　另一个政策是提高研究生保送的比重。有保送资格的学校一般是"211"以上的学校，即便是非"211"以上的学校有保送资格，也因为学校对保送生的选择权要大于统招的研究生，学校会更愿意选择"211"以上学校的保送生。在研究生招生总数不变的情况下，如果招收的保送生名额少的话，统招研究生的名额就多，那么非"211"以上学校的学生考进"211""985"高校的概率就大。当这些高校提高保送生比例时，统招研究生比例就减少了，也就意味着非"211"以上学校的学生能够考上的概率减小。就"985"高校华中科技大学而言，理工科保送生的比例过去只有百分之二三十，有的专业也不到50%，现在高的专业达到百分之八九十，有的专业已完成百分之百的保送。华中科技大学2018年社会学保障专业共招收10名研究生，其中7名是推免生，只有3个名额用于统招竞争。其中还有本校报考上线的2个学生，真正的外校的名额只有1个。那些知道情况的非"211"高校学生基本上不会再报考华中科技大学该专业。该校社会学专业亦复如此。像华中科技大学这样的"985"高校将在2020年左右实现学术型硕士全部推免，届时学术型硕士将不会再有非"211"以上高校的学生。"211"高校也将在不远的将来力争学术型硕士全部推免。

　　重点大学的研招政策的上述转变，将越来越表明只要一个高中生未能在高考中进入"985""211"高校获得较好的第一学历，那么他们就不再有机会通过考研来改变他们的第二学历，或者说这样的机会将越来越少。前文已述，能够进入"985""211"高校，尤其是北大、清华、人大、北师高校的学生多数来自条件优越家庭，只有个别工农子弟能够挤进去。而大部分工农子弟即便上了大学也是上的普通大学。因此能够保送、考入重点高校读研究生的学生，也多是条件优越家庭的子弟。

　　而我们知道，学历是门槛，学历越好、越高，进入的平台就越高，发展的机会就越大，也就越能够实现社会地位的跃升。多数工农子弟第一学历较差，们原本希望通过改善第二学历来实现人生台阶的飞跃，这个希望因为研招政策的改变而变得越来越渺茫。这就意味着社会上层的大门在高考时对工农子弟关闭了一次，将他们大多数人挡在了门外。他们中有人有幸挤进了这扇大门，但在研招时这扇大门再次向他们关闭，又把他们大部分人挡在了门外。

　　四、申请审核制堵死了"双非"学生学历提升的最后机会

　　博士招生制度就更灵活，导师的决定权更大。从效率的角度来讲，博士生导师更了解学生的情况，谁适合读博士他心中有一杆秤，他对博士生的选拔能有的放矢，培养的效果就更好。但是博士名额有限，想读博士的人又多，那么对没有被导师青睐的人来说，导师的权力越大，就越不公平。所以过去许多学校都闹过博士招生的事故，考试排名在前的学生没被录取，而录取了分数较低但导师青睐的学生。由此导致其他考生的不公平感。但是毕竟博士生要考试这一规定，给了不少考生以公平感，因为初试这一关是公平的，只要能够考进复试就有被录取的机会。对非"211""985"高校的研究生来说，考博是一个提升最后学历的机会。

　　但是，考生们提升学历的意图与导师、学校选拔人才的意图发生了冲突。于是学校在博招上向导师大胆地放权。最近几年一些"985"高校开始将博士录取考试变为申请审核制，取消了学校统一考试，改由学院、导师组织考察。学校只定基本的要求，如专家推荐信、英语级别和论文发表情况，其余权力皆交给导师。一些"211"高校虽然没有完全放弃博招考试，但是在一些专业上不再考试，实行申请审核制。

　　申请审核制将权力下放给导师，由导师自主选择学生，这样一来，就会有两类学生容易被选择：一类是真正品学兼优的学生，另一类是导师的关系户。从学生的阶层出身来看，这两类学生多数来自条件优越家庭，少数来自工农家庭。从品学兼优的角度来讲，能够进入重点高校博士生导师法眼的学生，一般本身就来自重点大学的硕士研究生，这些人多数家庭条件优越。出生在这些家庭的学生，不仅见识广，专业知识扎实，思维结构和知识结构较出身工农家庭子弟完整，更为重要的是不功利，能够板凳一坐十年冷，着实适合于做学问。相反，来自工农家庭的子弟，知识面较窄，知识结构有缺陷，毕业后还要为在城市立足而奋斗，更看重当下的利益，因而较为功利，对学问不虔诚。一句话，在两个同样优秀的人中进行选择，导师当然要选择出身上层家庭的学生。从与博士生导师的关系来看，博导的关系户绝非一般的关系，与博导有较深关系的人无非博导的亲戚、朋友和同学。博导的亲戚是较深的关系，这些家庭既可能是工农家庭，也可能是上层家庭；至于博导的朋友那一般是同一层次的人，也不会是工农，他们一般会是政府官员、企业家或是高校老师；博导的同学则一般都在高校工作。这些关系户确实容易被录取，假设华中科技大学社会学系博导的同学在武汉大学社会系当教授，后者子女或者学生要报考前者的博士，前者哪有不招的道理。因此，关系户也多为上层家庭子弟。总之，博士招生权下放给导师之后，导师优先选择的多数不会是工农子弟。

　　当然在招生的过程中，导师并不会硬生生地招自己想要的那个，而是要通过制订一系列的规则来定向录取这个人。乃至有些招生规则就是按照这个人的条件来制订的。这样做至少在程序上无可挑剔，不能让外界找到攻击的把柄。

　　博士学历是一个人的最后学历，是工农子弟试图通过学历向上流动的最后机会。但是这次机会是最不青睐于他们的，说明上层的大门越往上走对他们来说就越窄。相反对条件优越的家庭子弟则是越来越敞亮，越来越顺畅，越来越容易，一封介绍信、一场面试足矣。

　　五、教育制度设计：兼顾公平与效率

　　从被认为是最公平的高考制度就开始向工农子弟关闭大门，到研招制度这扇大门再次对工农子弟关严，通向上层的大门越来越窄，到博士招生时基本上已经关闭，只有少数工农子弟尚能从门缝中幸运地卡进去。

　　在社会发展的初期，各个领域的既得利益还没有形成，各项规则都还在初创，因此这个时候就需要更加注重社会公平，机会均等，使各个阶层出身、各种资源禀赋的人都有机会往上爬。个人奋斗是攀爬的阶梯。当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社会层级已经显现，拥有丰厚资源的社会上层逐渐形成了自己的既得利益，爬上去并占据上层岗位的人掌握了制订通过上层大门的规则的权力，他们在制订规则时就会更倾向于有利于本层次的人。规则就会越来越严，要求越来越多，越来越苛刻，最后只有条件优越家庭的子女才满足条件。这个时候社会的运行就更加讲究效率，制度设计注重优秀人才的成长，社会机会和资源向优秀人才倾斜。

　　在高校招生和学生培养这一块，以前注重公平，考试制度是基本；现在讲究效率，人才选拔放在第一位，怎样能选拔最优秀的人才就设计怎样的制度。对工农子弟来说，他们进入高校的目的是提升社会阶层，他们把高校招生视作向上流动的机会。这样他们就希望招生制度越公平越好，而考试是最公平的。对高校来说，他们的目的是选拔人才，遂把高校招生视为社会优秀人才脱颖而出的机制。那么招生制度的设计要旨是效率。工农子弟的需求与高校现阶段的发展目标不一致，乃至是对立的，高校招生制度的设置就必然不利于工农子弟，而有利于上层子弟。其他各行各业的发展亦复如此，社会流动减缓，精英的自我循环开始出现。

　　选自 杨华著 《县中:中国县域教育田野透视》 2024年7月当代中国出版社、重庆出版社联合出版